【王德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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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文明




【王德峰】马克思哲学与资本文明


王德峰,195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艺术哲学研究,著有《哲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艺术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哲学王子
1、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但问题是改造世界。他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哲学是最高知识的理念，提出了非理性的资本哲学（尽管马克思不认为是哲学）。

中世纪以来，基督教衰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消除了教会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权威作用，新教的理念是上帝在个人心中，靠人的良知和自由意志，人可与心中上帝直接沟通。尽管世界是上帝的创造，但是认识世界并不是对上帝的亵渎。

于是，上帝被理性所取代。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真理不在外部权威那里，不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而是人的理性中所存在的先天法则。人只要发挥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理性既可以自然知识，也可以解决道德和社会秩序问题。宗教成为偏见和谬误。

牛顿物理学似乎展示了人的理性在自然知识中的无限力量。但是，休谟质疑，自然科学可能吗？理性能解决道德价值问题吗？康德给出答案，自然知识是理性可以认识的，但是道德价值领域，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人的行为选择应当符合普世价值，理性应该时刻统御自由意志，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可是，普世价值却是虚幻的，唯一普遍接受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是一个行为的尺度而已。

于是，理性从道德价值领域退出。马克思转而求助于凌驾于利益至上的命运。这个命运由资本决定，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社会价值）使货币成为口袋中的社会权力，而这些社会权力（非理性的）便是人的命运。

资本存在的方式是增值，否则它就变成了消费基金。增值的天性让其冲出欧洲，在全球寻找资源和市场，于是，资本创造了世界史。 人不得不为资本的增值而服务。

马克思发动了从理性哲学向权力哲学的革命。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而尼采则认为权力来自于人的意识。于是，尼采和马克思的权力哲学分道扬镳。

2、经济学着作研究资本增长规律，《资本论》研究资本这种社会权力如何壮大。《资本路》也不是对剥削和被剥削的批判，而是在肯定资本价值的基础上，辩证的发现增本增值过程中孕育的自我否定的力量：

（1）资本家通过工资雇佣劳动力，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看似平等交换，但资本家希望降低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降低工资，工资取决于劳动效率，效率越高，资本家越可占有更多劳动者剩余价值。

（2）资本家希望社会有足够能力消费商品，但是消费能力取决于劳动者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与消费能力强是必然的矛盾，势必造成生产过剩。

（3）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货币，当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生产停止，重启生产，修复资金链势必不断突破原有货币体系。

（4）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其使用价值的目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载体。但人的需求空间的增长是有限的。

在讲这个之前我有一句非常抱歉的话要说，本人烟瘾极大，讲话不抽烟会萎靡不振，请大家原谅。我在这里马上想起来了马克思，马克思当年说过，在他的资本论第一遍发表之后，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这边资本论给我的稿酬，远远不足以支付我写资本论所抽的雪茄烟的钱。”所以我觉得我在这点上，是和马克思有点缘分的——就是，烟瘾极大。（然后抽烟）

我今天来讲，这样一个题目——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这样一个题目对当下之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和民族命运来说，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题目。我们已经听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展开，于是中国的经济生活，全面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力量，这一点是个公开的事实。如果说我们当初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把它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研究的话，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是在讨论当下每一个人的中国人的生活本身。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的学说，今天市场经济广扩全球，资本主义在当代呈现出新的形态，这是马克思本人当初未见到过的。尽管这样，这一切都没有使得马克思学说过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比方说，苏东剧变之后，不久，199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写的，书名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这本书宣称，历史的终结行将到来，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全球化的时代，而社会主义和作为它的纲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没有了位置。这本书一时成了美国的畅销书。美国的许多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当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仿佛一个千年福国已经到来。但是，很快的，1993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一个思想社会中心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欧洲的学者，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应邀与会。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演讲，这个演讲后来有了一个标题，叫“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马克思表达我的敬意”。我再引用两段话，德里达说，在这片演讲中，他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继承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不论我们对他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我们都不能忽视他的继承人。遗产向来不仅是给予，它同时还是一项使命。我们当下所事的存在，就是最重要的遗产。”还有一段，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德里达演讲的主题，他的主要思想内容其实就是针对了弗朗西斯·福山，针对了他那本书——历史的终结。其实今天，我们无须为马克思辩护，马克思不需要我们为他辩护。我们与马克思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我认为，就是，在当代的时代课题面前，我们仍然需要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得到最重要的，最有根本意义的启发，马克思仍活在当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看看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史，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研究这个领域中，还没有谁达到过，马克思的奉献所具备的深刻的程度，远见和洞察力。我们很快将来证明这一点。

我这样一个演讲的标题，马克思哲学与现在资本文明。我就在想，倘若马克思本人此刻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标题，他会不同意的。为什么不同意，他会反对把他的学说称为哲学。哲学或者哲学家，在马克思的用语中，属于贬义词。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当年写在他的笔记本里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共十一条。后来188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发表了这个笔记本，就是非常着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第十一条，成了全世界对马克思学说的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样的表述中，很显然，哲学家就是一个贬义词。所以，马克思大概不会同意，我在这里称他的学说为马克思哲学，但是我们还是用了。我们用了，我们可以用，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用，而不是在传统的西方哲学框架里面用。马克思完成了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就是颠覆作为“绝对知识”之理论的哲学。向来西方人在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认为，人类最高的知识是哲学，那叫“绝对知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就引导到论证出“绝对知识”来。作为“绝对知识”的哲学，被马克思颠覆了。马克思开创了另一种哲学，虽然他不再愿意称他的学说为“哲学”，这另一种哲学是什么。是关于“非理性”的对应上的学说。西方的哲学传统，走了一条“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道路——在人类的思维逻辑中寻求这个世界的真实基础，根本的基础。这样的一条道路，由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转换了。我们来看看，这次转换，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的演讲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现在资本文明的特征和病症。

西方人，在他的文化和社会历史的进程中诞生出资本主义制度现代生产关系。这本是欧洲人的天命，但是资本一旦来到世界上，按其本性，它一定会征服世界，它一定会超出欧洲的疆界。为什么？因为资本是这样生存的，它必须不断的增殖，一旦它停止增殖，它就变成了消费基金，它作为资本就死了。因为资本是这样生存的，所以它必须不断的增殖，因此它就会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所以它一定突破欧洲的疆界，进入非欧洲民族，把整个非欧洲民族卷入资本的运动中去，今天我们都看清楚了，于是资本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资本开创了世界史，从此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的发展的历史，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近代之初也被卷入这个世界史中了。那么资本来到人世间，来到欧洲，它给欧洲人的整个社会和文化发生怎么样的根本性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基督教时代，中世纪的末期，基督教衰弱，宗教的衰弱。然后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创立新教，创立新教好像只是一件宗教中的事情。其实是欧洲社会文化发生深刻演变的开端。在这里，马丁路德的新教的原则，就是我们人类和上帝的关系，不需要教会这个中介，这个权威，我们每个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良知就直接可以和上帝沟通。上帝在哪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条原则，产生巨大的后果。其中一条后果，我们研究自然界，并不会冒犯上帝。自然界曾经是天主教当作上帝意志的体现，所以研究自然界，科学的研究它是对上帝的亵渎。新教打破了这一点。第二，新教突破了教会对社会构造的参与，政教合一的国家结束了。它意味着什么，也把上帝从社会秩序中赶出去了，上帝到哪里去了，到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信仰中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由此开始。于是逐渐的，上帝不再成为这个世界的支点，阿基米德点。上帝的这个位置，被什么取代了，被“理性”。于是，欧洲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运动，就意味着，在上帝原来所占据的世界支点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于是我们想起了，笛卡尔的一个重要命题—“我思故我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思的主体，也就是说，“理性”的主体。我们每一个人发挥我们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真理不是从外部的权威那里颁布给我们的。真理的事业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担当此业，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主体。所以“我思故我在”，不仅是一个哲学本体论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原则的开启。它意味着，每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人格，为什么彼此应得到尊重，因为你是能思的主体，就像我一样。那么这里有一个新的原则来了，取代上帝的是理性，而且理性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于是，真理是可以被担保的，只要我们每个人发挥我们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真理，不在柏拉图所说的理念的世界里，真理在我们每一个理性，每一个人固有的理性所具有的先天的法则里面。于是先验哲学来了。真理不要在外部世界去寻求，也不从经验里面获得，它是人为理性自身的法则的展现，和展开。于是一种信念就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发挥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第一，解决知识的问题，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第二，解决道德的问题，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道德也是可以被论证的。于是，传统的宗教世界观，被宣布为偏见迷信和谬误。

有一门课科学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叫牛顿物理学。牛顿物理学凯旋般的进军，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研究的范围，它对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深刻的震动和影响。因为牛顿物理学展示给世人，它以一种可靠的方法和有保证的进步，来证明知识在理性的原则里面可以无限增长。它证明了这一点。牛顿物理学成为人为知识的典范。于是，人们相信，不光对于自然界的知识，如牛顿物理学所取得的成功那样，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理性，来解决，一劳永逸的奠定人类社会秩序，人与人交往的道德的法则。

这种启蒙的思想——依赖理性而得到无限进步的信念，很快的受到了撼动，受到了质疑。谁，英国一个着名的怀疑论的哲学家，休谟。休谟问了一个问题，休谟有两大难题，第一大难题问“自然科学究竟如何可能？它的基础是不是理性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休谟问题二，请大家关注这个问题，休谟是英国人，所以他写下这个问题是用英语写的“how to drive Ought from Is？”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提法，我们学过英语的朋友知道ought本是一个情态动词，表示应当。休谟把它名词化，怎么名词化呢，把它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仿照了德语。德语所有的名词，第一个字母书写的时候必须大写。所以ought变成了名词，is也是这样。is我们学过英语的朋友是知道的，它是一个不定式动词，to 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to be什么意思？就像哈姆雷特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problem.”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有一段着名的台词，“存在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所以，to be这个动词本意就是存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is，他也把它名词化，所以第一个字母i就大写了。于是构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用了一个动词短语“drive from”，这个短语就是“从什么什么当中推出什么什么来”。好，整个这个问题翻译成汉语就是，“如何从存在中推出应当？”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倘若我们确实通过牛顿物理学的典范知道了我们关于自然界存在的确着无疑的知识，那叫关于存在的知识。我们能否通过理性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推出另一边。关于存在的知识，我们就能推得出人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吗？这个问题后来就成为了通常的我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直问的一个问题。假如科学只能给我们是否判断，那么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我们人类的生活，这个价值判断如何可能是一种真理，或者知识主观的东西。理性，有这种用法吗？

理性可以担保，关于存在的知识来，那理性能否让我们做到，理性是否可能也推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的道德标准吗？这里事关价值。于是有两个领域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要么说出来的是，事实判断，要么说出来的是价值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叫理性？这个问题，那么多年前由休谟提出来，在今天仍然是问题。针对了休谟的两大难题，康德写了两本书来回答。当然，康德重要的三大批判，前面两个批判，第一个批判叫“存粹理性批判”，回答的是休谟问题一。这因果关系，它的必然性的根据是不是在理性里面。所以写了一本《存粹理性批判》来回答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它的基础仍然是理性，康德明确的回答了。针对休谟问题二，康德写了第二大批判。康德用这个批判来证明，人类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仍然是理性可以论证的，他回答了“道德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问题涉及的理性批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休谟的思想的重大意义。他激起了一个叫康德德国人，来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的信念。我们归根到底在抛弃了宗教了世界观之后，我们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理性”，一解决知识的问题，二解决道德的问题。现实的历史的展开，是否如康德那两大批判所证明的。我们终于获得不仅是理性在认识自然上的用法，还获得了理性在实践上的用法去奠定社会的价值基础。价值理性存在与否？

我们看到的是理性的不断进步，实际上展开了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理性是人们用来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更好的控制世界的工具。理性从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得到彰扬以来，它所得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充当了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更好的控制世界的工具的角色。这叫工具理性。那么在价值的领域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实际状况，人为状况是什么？多种不同的利益，那是多元的，并且还是彼此冲突的利益在斗争。我们在价值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能否论证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呢？假如能够论证出这一点，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文明价值方向的民族差异消失了。资本的全面竞争终结了。但是我们仍知道，今天人们没有共同的利益。事实不断的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我们剩下的任务是在不同的价值当中做选择。没有一种价值可以得到合理化的论证。于是我们在价值面前只是做选择，而不是论证它。价值理性终于不能形成，尽管我们要感谢康德，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他提出了三条绝对命令来证明理性在价值领域当中仍应该作为基础存在。第一条，在任何情况下，始终要让你的行为具有普遍立法的意义，你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比方说，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你救还是不救？假如你见死不救，你就向全世界人都宣布了一条法则，人人都应且可以见死不救。但这条法则是不能成立的。有一天，你也掉到井里去了，人们将援引你的法则，不救你。所以你必须无条件的把小孩从井里救出来，因为这个行为具有普遍立法的意义。于是，你这个行为具有道德的价值，而道德来自于这样一个理性价值上的不矛盾。绝对命令二，在任何情况下，始终要让你的意志受理性的统帅。如果我们的意志是为了实现愿望，是愿望驱动的话，它就不是自由的意志。意志在什么情况下是自由的？它服从理性的统帅。这叫绝对命令二。绝对命令三，在任何情况下，始终要把每一个人都当做目的本身，而不是当作工具。简言之，人是目的。有这三条，?康德他的学说有一种崇高的感召力。我们大概都愿意承认这三条。但是在实际的人为的当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现实中，它始终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所以这三条绝对命令是形式上的，是抽象的，它得不到真正的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展开的是不同利益的，并且不仅是不同的，而且还是彼此冲突的利益的之间的斗争。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想做一件事情，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普世文明？他们认为是可以请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一起来工作做这件事。他们甚至倡导，比方说，儒家孔子的学说当中有一条可以被列为普世文明—孔子说，我们去实践“仁”，“仁”是生命实践，我们内心的尺度在哪里，这个尺度就是这样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孔子说出来，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反对，对吧？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它可以列为普世伦理中的条目之一，它是普世的。好，我们终于有了，不仅有了康德的三条绝对命令，我们也有了，比方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是这样的话，理性倒是可以论证出共同利益来了，人为共同利益来了。但这个共同利益被表达为抽象的绝对命令，或者孔子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休谟问题还是没办法回答。理性在价值的领域里面，只能退出，理性成了工具，为了人为的利益更好地控制世界，而人为的利益是复数不是单数，是多元的，而且彼此冲突。却凌驾于诸种利益至上，决定者利益斗争的最终结局和趋势的是什么？不是人为的理性，而是命运。如马克思·韦伯曾经这么说过，今天的人为的状况仿佛是古希腊诸神之间的斗争。古希腊不同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在古希腊诸神之间的战斗中，凌驾于战斗之上，并决定战斗结果的是命运，而不是科学的理性。那么问，谁揭示了这命运？

这个命运谁把它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我们在这里立刻就看到了，在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学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进入、领会当代认为的命运。马克思没有给出我们，再度像康德那样的努力的给出一个价值理性的体系。那么马克思如何揭示命运的？如果说我们通过价值理性的不能成立能够证明普世价值的虚幻性质，现在很多人还在讨论普世价值，如果我们终于发现了普世价值的虚幻性，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更深入的去揭示那命运。这命运马克思如何把它揭示出来？我们看，主导当代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就是一个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我们来看，马克思如何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价值范畴仿佛只是经济学的范畴，只是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者价值一般。比方说，我拿起我这块手表，告诉大家，它目前值200美元，假定。我们来看，我在说一句什么话？我对大家宣布了一条怎样的事实。这200美元，无论如何，任何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都不可能从我这块手表当中分析出来它值200美元这件事，对吧？所以200美元一定不是这块手表的天然属性。那么200美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块手表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存在。200美元代表了，凝聚在这块手表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哪里来？我们说的更彻底一点，假如我有5块面包，我吃了3块就再也吃不下去，我饱了。另一个人手中没有任何面包，他饥肠辘辘，饿的要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价值理性，按照普遍的，普世的伦理—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帮助。所以我无条件的把这块面包给你吃，因为你是我的同类。但是今天的原则是这个吗？假如今天的物质交往的原则是这一条的话，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存在的。我知道你饿的要死，但是我有多余的2块面包的前提是什么？若这2块面包每一个值一美元，那么你的口袋中应当有两个美元。假如你的口袋里面并没有两个美元这样的价值的话，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物化形态，假如没有这个货币在你的口袋里面的话，你饿死了。你还想活，那么还有一个办法，我家里有一些活，你帮我干。（这）也是办法，虽然你的口袋里面身无分文，你可以把我家里的马桶修好，这两块面包就给你。这就是今天的原则，各位不要否认。今天的经济不是慈善事业。好，从这里我们要看到一点，马克思要讨论的，为什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要讨论的是商品。什么叫讨论商品？马克思这段话，我引用在这里了，“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比方说桌子，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比方说，我现在手就扶着桌子，我扶着它，它作为我的讲台是可感觉的，但同时又是超感觉的，因为它肯定是某个部门花了多少钱买来的。它值多少钱是超感觉的，社会存在不是你一眼就看得到的。比如说，你拿一百块钱在一条狗面前晃，有意义吗？它问问看没有有肉的香味，后来发现没有肉香，跟它没关系。所以马克思说，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这一点，我们就清楚了。从这里入手，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凝聚在商品上的交换价值，它用货币这种物化的形态表达为货币量，这种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不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属性，是凝聚在它上面的社会关系。我们在问一个问题，这种社会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理性的个体彼此之间达成的平等的交换的原则吗？看上去是，但是刚才我们已经指出了，倘若你口袋里面并没有那两个美元，那么我手里多出来的这两块面包并不会给你，你饿死吧。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托在手上的这两块面包，它作为商品是一种力量，但这力量如果计算的话，正好两个美元。这是两个美元的力量，实际上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我们给他一个词——power、social power！权力，社会权力。我们一层一层的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之处。

比方说，假定我现在，王德峰，口袋里有大量的货币，多到什么程度呢？远远超出我个人的消费需要，包括我家人的消费需要的范围之外，我那么多货币在我的口袋里，而各位在做的听众都囊中如洗，会发生什么状况呢？大家成天跟着我走，我走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干嘛呢？一直会劝我，千万别把那么多，多出来的货币仅仅只放在口袋里，你应当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投资、创办企业。我说，我不喜欢，我也不会干。（你说）你不会干我们帮你干。其实我一直没说话，我沉默，我不需要言语也不需要用任何观念来说服你们，你们争着要被我雇佣，对不对。所以，可见在我口袋里面多出来的货币，实际上是什么？是藏在我口袋里面的social power。今天谁都不敢否认这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跟企业的关系，在一个平等的、理性的、法律的轨道上建立的用工合同，老板可以炒你的鱿鱼。你说，我也可以反炒老板的鱿鱼，我辞职不干可以吗。行！你有充分的这种自由，但是一旦这样你就要等着另外一个老板来找你，假如天下没有老板来找你，恐慌就在你的心中了。

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独立的思想发展。在这此前，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徒。但是在莱茵报时期，就马克思博士学位拿到之后，没有获得在波恩大学做教授的机会，他进入了社会生活的舞台，做了莱茵报的记者和编辑，后来他做了主编。他遇见了一件事情，他跟莱茵省议会就莫塞地区的农民的利益，跟莱茵省议会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马克思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莱茵省议会想要按照理性的法律来剥夺莫塞地区农民对其周围的自然资源所享有的历史赋予他的权力，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家园。莱茵省议会想要立法来剥夺他们，其中包括林木盗窃法。就是一个莫塞地区农民如果捡了一个枯枝烂叶，也算盗窃。马克思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和议会进行辩论，他想用法的哲学，法的理性来证明莱茵省这个议会的立法是不合理的，没根据的。但他还是没成功。他借助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来跟议会战斗，后来导致他有了重大发现。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物质利益的问题，根本就在于理性的范围之外。后来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写下的文章中，有写下了这样的话，马克思说“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一个黑格尔主义信徒的马克思，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我们整个社会世界的基础，实际上是物质生活关系，这个关系是非理性的。这个重大的发现，将引导马克思走向一场革命，我们称它为哲学革命。

我们在经济学家的理论，经济学说当中我们获得一种关于人们当下经济生活的理性基础的这样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是幻想，天真的幻想。只要我们承认货币是社会权力的物化的量化的存在方式，那么货币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我们还想起来一个人说的话，这个人是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2008年1月份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讲，这个演讲的一开头，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里面所取得的进步，不足以让人为之自豪。人类在经济活动的领域里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不足以让人为之自豪。人类只有在减少人类的不平等方面所取得进步，才足以让人为之自豪。但迄今为止，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进步，只是倒退。”然后他说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怎样的经济呢？是穷人为富人打工的经济。你口袋里面的钱越多，整个市场为你服务的动力就越大；你口袋里的钱越少，市场为你服务的动力就随之减少，最后降低为零。当我们在歌颂今天人为的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在这个地球上，有十亿人口，他们每天的生活和消费支出不超过一美元”。这肯定是贫困线了，有十亿人口。这是一个大资本家，叫比尔盖茨说的话。他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也认识到，也清醒地看到社会权力的真实存在。于是我们回到马克思对这一点的分析。现代资本文明的基础是什么？马克思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节有一个标题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命运，这是第一卷第一章最关键的一节，大家若感兴趣自己可以回头找来看，仔细琢磨。我们来看其中的这样一段——“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比方说，我们如果说，在现实中说，这件上衣、那双皮靴都可以看作是麻布的具体体现，即使他们根本上都可以跟麻布发生一般的关系，上衣是特殊的，皮靴也是特殊的，一般的叫麻布，这肯定荒谬。麻布也是一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的产物，它怎么能充当一般劳动呢？但是，马克思说了，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作为一般等价的麻布，或者不是麻布也可以，比如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假如生产者把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所以，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学有种种范畴，对吧，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来自一个核心的范畴——价值。这个价值，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把一种商品，跟一般的抽象劳动，然后抽象劳动的一般体现，发生关系。于是每一种具体的劳动，都是为了那个一般劳动的增长而服务的。财富终于获得了它的最抽象形式，叫货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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