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1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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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13集


【戴锦华】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13集


【戴锦华】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13集，戴锦华教授以电影作为开始，对20世纪的几场战争进行讨论，通过电影进入一些问题，讨论电影、讨论再现、讨论历史的书写
戴锦华：被誉为“中国苏珊·桑塔格”的戴锦华教授出身于北大中文系，曾在中国电影第四代和第五代崛起时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戴老师有着深厚的文学与电影学养、广博的阅读量和阅片量，同时，她还永远站在时代潮头，关注着当下脉动，这使她在身为中国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电影与文化研究先驱者的同时，一直与时俱进，保持着超高的人气，其智慧与锋芒已成学界“传奇”。

近年来，戴锦华教授的三部代表性着作《雾中风景》《浮出历史地表》《隐形书写》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精装再版，引发了学界和读者的普遍关注。三本重量级的专着，分别代表了戴锦华在电影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三个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至今都是相关研究必须参考的经典论述。

来讨论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事实上，它本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在于我们前面反复讲过，在整个的20世纪后半叶直到今天，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构成了一种困扰、魅惑，就是因为是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仍然没有能力有效的面对和处理这段历史。

因为在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说所有的现代性的表述、现代化的逻辑、现代性的规划当中的最主要的基础信念都被动摇，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在现代主义的逻辑内部去处理法西斯主义，因此它就始终是一个困扰。

我们今天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讨论一下《浪潮》，刚才我们在开玩笑说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的都轰出去，我们要讨论点《浪潮》，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再现了一次真实的美国某中学的课堂试验，它是一次真实的课堂试验，而这个课堂试验事实上触及到了两个纳粹法西斯主义作为20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大困惑的层面。

一个层面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从那个试验记录本身和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大家会触及到这一场历史灾难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个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东西。

《浪潮》那部电影的有趣之处就是重心没有放在一个领袖怎么产生、一个动员者怎么产生，而是一个似乎看似非常不重要的动员、看似非常形式化的细节怎么迅速的呼唤起一种巨大的动员力、认同感和社会暴力的集聚，即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学是怎么形成的。

读美国的那次历史实验资料就特别有趣，因为老师在课堂上讲纳粹主义，然后同学们提出问题，其实这一直是我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德国国民在干什么？德国人都在干什么？这也就涉及到我们说永恒的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奉命行事，第二个问题叫我并不知情，我根本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但是太多的资料表明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动员状态的深入、德国民众介入的深度。

当年美国的这场试验的诱因之一是同学们提出这个问题，老师觉得很难有效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容易，尤其是我们后面将要讲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作品，很容易让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极端特殊的年代，那是历史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在基督教的内部的叙述当中，索性就把那个叫称为撒旦的世纪或者就是撒旦的杰作，即魔鬼降临了、魔鬼占据了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以致于我们做出这种魔鬼之举。

这也是前面我们讲《沉默的迷宫》那部影片当中使这个审判得以成立的那个法官包尔一直非常反对这种审判，因为每一个审判针对的是每一个党卫军的个人，每一个审判是针对的那些可以构成谋杀起诉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如此的骇人听闻、如此的特殊、如此的个别化，媒体就连篇累牍的报道，于是强化了这种社会效果，即纳粹党卫军是一些内心极端黑暗的、心灵极端扭曲的、极端邪恶的个人，所以好像是这样的一些极端邪恶的病态的人集聚在一起制造了对普通人、善良人、正常人的一个悲剧。

这两个动机使得美国高中的这位老师决定做这个试验，但是试验的结果超出了他的想象，这是《浪潮》的电影和它真实事件的最大的区别，因为在浪潮这部电影当中，事实上占据了试验者的角色的文格尔老师本身并没有那么自觉的在做实验，他自己成了自己试验的试验品；而在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中，那个老师始终保持了某种清醒，但是大概就和故事中一样，到星期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兴起需要三天时间，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局面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而且事件不仅发生在他的试验对象当中，开始像病毒一样的播散。

具体的实验当中，星期四发生了一件事，那个老师自己已经吓坏了，他说现在鼓励你们揭发，你们要检举那些思想不纯洁的、不守纪律的、不团结的人，所以他就只点了六个同学说你们来揭发别人，结果他没有想到来了20个人，20个人要主动的向他揭发检举那些思想不纯洁的、不守纪律的、不团结的、破坏了群体的，到这个时候，那个老师真的被吓坏了。

和电影当中电影给了个非常戏剧化的结局是以杀人自杀而告结束，真实事件没有那么惨烈，但是真实事件的那个状态跟它非常像，就是星期六的时候老师说我要开会。

那个真实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是当学生发明了这个动作的时候，老师给他起名说这叫第三了，他想暗示大家想起第三帝国，他希望内部产生一个抵抗的分裂的、化解这种毒素的力量，但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意识到了这个命名和第三帝国之间的关联。

所以星期六他召开了那次大会，他也完全没有想到的，跟这跟电影当中一样，就是开始是三十个人选课，然后六十个人的名额满，然后教室里有八十个同学，但他那天开会的时候是200人到场，穿了服装，穿着整齐的服装，然后那个给自己做了那个logo，而且行这个他们创造的这个极像持枪礼、也很像法西斯里的这个动作。

那个老师只是在这个集会上播放了《意志的胜利》，还好所有的同学都认出来他们自己和那个图像的相像，所以那个老师的结论是只差几厘米我们就成了完美的纳粹分子，事情很好玩的是我今天最后我们会跟大家分析《浪潮》这部电影和《奇爱博士》的拍摄都是1967年，是同一年所发生的。

过了十年之后，有一个记者去对当年的这个作为试验参与者的学生进行随访，然后绝大多数人都拒绝被访问，接受访问的人就说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成了那个样子，事实上，那个试验结束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有一天你们会发现、可能就是明天你们会发现你们不在、不能够、不愿意对别人讲述你们这段经历，你们也不想面对你们自己这段经历。

他说，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为什么德国人不讨论纳粹主义？为什么大家不去回应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他说，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那种勇气、能力和理性去面对自己突然陷入的这种几乎疯狂的状态，所以这个电影的有趣或这个是其实准确说应该是这个社会实验，而这个电影在2008年拍摄，事实上是跟我们昨天所讲的那个《沉默的迷宫》和《索尔之子》一样，是一个对冷战之后在全球扬起的一种重写这段历史的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即我们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是一段极端奇特的历史，它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至于《浪潮》这部电影选择的特定的再线这个1967年这场课堂试验的那种方式，我们一会再去讨论。

上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过说纳粹反思主义做一种困惑，同时就作为一种魅惑，因为它是困扰，我们不能回答，所以总会有一代人、一代人试图去回答他，这是在知识的、思想的层面。

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的层面，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政治事实，是一个政治史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逻辑难于去回应和解释。

我们反复讲过说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作为20世纪历史创伤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它是在民主体制内部产生的，它是通过民主制度的合法逻辑一步一步的最后使得民主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已尽，这个可怖之处是人们难于面对的、政治学家难于面对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说是不是民主体制就能够保障民主，而同时是民主体制自身可能以什么方式、可能以多么短的时间、有多么快的速率就制造出自己的反面专制。

专制政体这个话题在今天变得特别敏感，是因为前面我们讲到过曾经是法西斯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以后变成了自由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也就是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但是当冷战终结，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完全的蒸发了的时候，一个替代共产主义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二项对立式是民主和独裁、民主和专制。

当然这个二项对立在整个世界上，比如在今日中国、在今日美国、在今日欧洲，大家都好像特别的有默契，在一个巨大的共识之下，我们都相信说专制特指社会主义，民主特指资本主义，它成了一个替代性的修辞，这个替代性的修辞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使这种替代性的修辞能够成立的逻辑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叫做胜利者的逻辑、胜利者书写历史，因为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主义胜出，所以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专制集权的代名词，变成了邪恶的、践踏民主的、对抗民主力量的代名词，胜利者的逻辑。

而这种胜利者的逻辑所造成的一个最大的效果，就是我们完全遗忘掉了资本主义世界所谓奉行自由主义世界、所谓奉行民主政体的世界当中，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曾经在20世纪留下了多么惨痛的创伤。

比如说整个自由世界默认西班牙君主制专制政体战胜、驱逐共和政府；比如说在西方的原发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在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怎么从民主制度内部、民主体制内部通过民主程序而产生；比如说20世纪很多臭名昭章的独裁者，表面看来是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当中。

社会主义的阵营当中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确实存在着专制集权政体所造成的巨大的暴行悲剧，但是在他近旁、在所谓的民主政体之下、在所谓的多党之之下同样出现过、产生过巨大的专制独裁的悲剧。

所以我说，一边是当我们控诉斯大林主义的暴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暴行宣布我们不遗忘、我们不原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时要记忆着纳粹主义的暴行、弗朗哥主义的暴行、皮诺切特的暴行，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一个罪恶去赦免另一种罪恶。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你用专制集权对民主政体、用专制体制对民主体制、而又把它作为一个冷战时代特殊的历史结构的一个替代的时候，面临这个巨大的历史叙述的陷阱，这是第二个这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当我们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把我们的目光凝聚在政体，大家注意到《浪潮》他们那一周叫社会国家体制活动周，所以有无政府主义，有专制政体，应该还有其他选项，在电影当中就没让我们看，就不同的老师选择不同的选项。当然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老师好像是一个比较偏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己说，我参加五一大游行，这个最有趣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具有法思主义倾向的个人，相反，他有个完全和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他来说也足够了就是一天，对于这个老师来说就只需要一天，当他面对着这个散漫的学生、很难整的高中生。

我自己个人就是说最大的噩梦之一就让我回高中做学生，然后其次的噩梦就让我上高中去做老师，我都会非常害怕，就是你面对着一帮青春期的惯坏了的，然后这个拒绝接受的疲惫不堪的学生的时候，你又同时要面临着你在同事之间的敌意和挫败的时候，就这么小小的动力你就开始做一点小小的事情，比如说把桌子横着摆，我们就比较法西斯主义，桌子是这么摆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权利格局，谁是听者，谁是讲者，谁是主导者，谁是被主导者。

当然我经常嘲笑说一句有些试验有点可笑，比如说在美国大学里，大家都叫教授名字，不叫他的姓，比如说那个桌子永远是圆桌而不是方桌。

这种东西本身其实它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但是它至少以形式的方式提示这一种自觉，因为在那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当老师开始要求你们不可以叫我的名字、要叫我的姓、要加上先生，当我们可以把桌子摆成这样，大家都坐直了，然后做两个伸展运动来使自己集中精神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时刻、一个小小的瞬间所产生的那个相互关系、在心理上那个互动，我们会看到那个作为老师的那种隐秘的渴求和满足，就真正被学生接受、被学生认可、被学生赞美成为学生的榜样这样一点点我们称之为虚荣心的东西已经可以开始启动一个非常恐怖的社会进程。

回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的这种替换性的改变会造成一个对20世纪历史的整体书写的改变，而这种对20世纪历史整体书写的改变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将遗忘掉20世纪遗留的巨大的历史教训。

而事实上，更危险的是，我们前面讲到过说我们上节课落下《铁皮骨》，没有能够展开分析，施隆多夫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德国导演或者说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他，但是冷战终结之后，我非常的开始非常敬佩他。

因为他已经在美国定居、成为好莱坞导演，商业上很成功，但是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来以后，他打包打行李，带全家搬回德国，而且搬到东德定居。

从那以后到今天，他致力于拯救东德的电影工业电影制片厂，帮助一夜之间就失业了的东德电影艺术家，而且在这以后他拍了很多部电影，关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思冷战，反思东西德的分隔和对峙之间的双方的暴力和暴行。

他采取的是一个和我们大概这个题目不会纳入、但是其实是一个整的、大的题目当中的一个图景，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叫《窃听者》、也翻译成《窃听风暴》，不要和我们香港的《窃听风暴》弄混，其实他的德文名字很有意思，很简洁就叫做《他人的生活》，主角是一个德国秘密警察，这个电影和我们说《帝国的崩溃》、《辛德勒名单》和《朗读者》都是同一个后冷战、新主流书写。

这部电影看上去非常高明，因为它以一个臭名昭章的东德秘密警察，跟克格勃差不多臭名昭章，但大家不要忘记，也跟CIA差不多臭名昭章，他是冷战时代这些臭名昭章的秘密警察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他以一个史塔西的秘密警察为主角，最后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性的光辉。

这和一般的逻辑不同，胜利者审判失败者，失败者都是丑陋的、邪恶的，它刚好书写了一个高尚的失败者。

大家如果看过的电影会记得结尾的时候，这个当年遭受迫害的东德作家出版了他的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当年的秘密警察丢了工作，在街上送报，很卑微、很低贱，但是他在橱窗里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写着献给他。

所以我说，冷战结束以后，一边是一个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浪潮，这个浪潮使人们重新书写历史、使人们重新启动一个关于历史的记忆和遗忘机制；但是另外一边，当人们清晰的意识到20世纪的历史的太多的时刻是我们没有办法简单的被遗忘了，于是一种替代性的大和解的书写就开始出现、历史大和解。

所以我说一定是辛德勒，而不是何凤山，何凤山是当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他发了那么多份的签证、救了那么多的犹太人，但是当我们歌咏的时候，一定歌咏的是辛德勒，因为辛德勒是失败者阵营中的、纳粹法西斯分子，但是他表达了人性，我们一定歌颂的是斯塔斯的秘密警察。

可是很相像的东西就是大家注意当我们把他系的秘密警察的人性的觉醒过程作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言自明的、潜在的书写了另外一面，就是斯坦西曾经的敌人、东德秘密警察曾经的敌人就是正义的光辉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电影，多说说一点这个题外话，我大概当老师以后，在教学生涯当中的创伤经验不多，有过一次创伤性的经验就是我在北大学生社团举行观影会，他们就观看了《窃听风暴》、《他人的生活》，然后请我去做十分钟的点评，我就做了十分钟的点评，我没有想到我几乎激怒了在场的、相当数量的北大的本科生，他们认为我对这部电影的批判说明我对人性的拒绝，我差不多是一个戕害人类罪的罪犯。

因为我是这样的以敌意的方式，我的错误是在于我以为他们跟我对于电影、对于历史、对于现实有一些共识，我没有想到是完全没有共识或者说他们完全的被叙事逻辑所俘获，但是他们被影片的叙事逻辑所俘获是因为所有的主流叙述借助的是社会已然达成的、建立在权力结构之上的共识系统。

比如说社会主义是邪恶的、黑暗的、没有自由的、肮脏的、践踏人性的；而资本主义是自由的，民主的。

我也惊呆了，对我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是因为施隆多夫《铁皮鼓》的导演曾经把另外一位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的作品拍成电影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莉娜伯洛姆》，这部电影表现的就是一个柏林的德国女孩在酒馆碰上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就跟他有了一夜情，然后这个男人就从她生活中就消失了，但突然有一天她被西德的秘密警察逮捕，然后遭到种种不公正的、残暴的待遇，最后仍然以判国罪审判她的罪行，是因为那个有一夜情的那个男人是一个今天我们会说叫恐怖分子、当年的城市游击队，而这个女孩除了跟她有一夜情之外，对他一无所知。

但是那部电影表现出来就是冷战时期整个西德凌厉的警察制度、那种作为冷战前沿国家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监视、侵犯以及整个法律的极度的不公正、法律完全的被冷战的逻辑和强权践踏。

这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的，这段历史已经在新的建构当中成为记忆的空白、成为知识的空白，我们仇恨的不是那样的一个人类一分为二、相互对峙、以践踏人的基本生存为前提的历史结构，我们仇恨的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去审判和仇恨失败者，说那是他们独有的逻辑。

而如果你说不是这样的，大家就说你是不是同情恶魔、认同恶魔，甚至你就是恶魔，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后来也没有试图再跟他做沟通，因为有时候沟通是很困难。

比如说在一次环保的演讲当中，我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快被用吃光喝净了那样的，如果我们还想人类要活下去，我们就要爱护这个地球，否则的话，石油资源是会枯竭的。

同样有个好可爱的小姑娘站起来说，我的老师一直教我爱人类爱明天，你为什么要给我们描述正一副黑暗的图画，我当时用错误的以为我们有共识，我就说爱之深、痛之切我就回答她。

我以为我回应了，结果第二天有同学转给我一个好长的博客文章痛斥我这种阴暗的、憎恨人类的勾勒幽暗未来的这种病态的份子，我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好可爱的、好纯洁的一张脸。

我非常能理解她，她的这种愤怒是因为我伤害了她，因为她怀抱着一个被给予的幻想、被给予的共识，这件事没有创伤到我，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就是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比这样可怕的多。

因为已经有一种说法叫做环保恐怖主义者，就是你们环保、谈环保就是恐怖分子，因为你们就是要让我们不发展、让我们倒退、让我们的生活等等，那是有准备的。

但是跟北大的同学们那次我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我以为那是我的地盘、以为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以为我一直受到同学们的热爱，结果完全没有想到一分钟之后我就成了戕害人类的这种罪犯。

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的关于20世纪、关于纳粹叙述的一边是一个真正的持续的困惑、困扰和追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行动，即我们拒绝遗忘、我们拒绝让它被历史的潮流带走，我们拒绝说那只不过是昨天，因为我们知道它随时随地可能成为我们的今天或者我们的明天。

而如果再一次他成为我们的今天或者我们明天，人类未必有机会再一次战胜法西斯主义，我们回顾二战的历史，我们看到太多的时刻，也许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法西斯主义能够成功，当然如果法西斯主义成功了，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方面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的动力就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内在在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现代西方民主体制当中的一个幽灵、巨大的威胁。

我们说《哈姆雷特》就以一个鬼魂出现开始，然后以至于马克思也谈《哈姆雷特》，然后德里达谈《哈姆雷特》，人人都谈《哈姆雷特》。

人人都谈《哈姆雷特》是因为哈姆雷特的主题涉及了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幽灵学，按照西方的所谓幽灵学的叙述，幽灵的特点是它注定要回返，但他何时回返、以什么方式回反是你不能预知的，我们能做的只是驱逐幽灵，但是我们不能够确保幽灵是不可被消灭。

当然幽灵很多种，比如说共产主义幽灵也是高度内在在西方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个幽灵，也是一个不断需要被放逐的幽灵，但是法西斯主义是另一个幽灵。

所以为了处理这样的一个幽灵式的现实威胁，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有大量的小说、电影、政治学研究、心理学研究试图再度去讲述和处理，这个上一次课，我们已经大致把他的几个阶段讲了。

与历史同时发生的法西斯主义的表述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表述，然后当战争结束的胜利者的表述和胜利者关于失败者的表述，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在冷战结构当中以种种方式去扭曲的试图触摸这段历史的表述，然后是冷战终结之后一个世纪大和解的发生。

在我看起来最恐怖的是这场世纪大和解的发生，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辛德勒的名单》的逻辑，他是以个人、个体、个案来作为一个肖像画试图遮蔽那个历史的图景。

我是因为也要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是因为我自己也要讨论那部电影，叫《朗读者》(reader)，好几种翻译，《请我为你朗读》、《我为你朗读》、《深情朗读》《献给你的朗读》什么等等。

很多种中文不同的译名突出了这个故事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畸恋，实际上，这部小说很早就翻成中文，我最早读的时候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我很不好意思我读这个小说我非常的喜爱它的那种叙事语调，很像玛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是用一个非常苍老的视点去讲述一个少年时代的故事，这个少年时代的一种初恋的经验和一个岁月沧桑、回首回望当年的那样的叙事语调，我自己很偏爱这种语调，所以这部小说曾经迷住我。

当然的电影是很烂的一部好莱坞，所以我就没打算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这不是烂了，就是太一般了、中规中矩的、极端工整的、极端到位的、没任何特点、没任何想法、没任何不同、没任何special的这样的一部好莱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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